吐蕃侵掠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却由此开始逐步走向衰败。

安史之乱时期，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的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边兵不得不相继东调，从而导致西北边防大为削弱，吐蕃、党项等乘机屡屡内扰，使得自天宝年间以来形成的边疆全面防御圈逐渐压缩，在对外关系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昔日的四夷宾服、八方来朝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763年，平定安史叛乱的朝廷大军尚没有凯旋回朝，已攻占了西域、河陇地区的吐蕃便率吐谷浑、党项、氐、羌等族20万众入寇关中。

十月初二，吐蕃攻占了距长安150里的奉天（今陕西乾县）。被解职的郭子仪知情后，自带20骑奔赴咸阳，看到吐蕃20万人马漫山遍野杀到了咸阳外的渭河，郭子仪急派人请求增援，但被宦官程元振挡住。

初六，吐蕃打过渭水。初七，唐代宗仓皇逃往陕州（河南陕县），唐军一哄而散。

初九，吐蕃进入长安大肆掳掠，溃散的官军也趁火打劫。

面对20万强敌，66岁的郭子仪只收罗到4000士兵。他派200人到长安城东40里的蓝田城外，白天擂鼓，夜晚点火做疑兵。同时派人混入长安，秘招数百少年，晚上在城中大喊“郭令公大军来了”！蕃兵惊恐，不战而逃。

长安陷落13天后，以呐喊收复。

为此，唐代宗对郭子仪大加赏赐，赐与其铁券，将其画像挂于凌烟阁上。

764年十月，已反叛于唐庭的仆固怀恩引诱吐蕃、回纥、党项10万众南下奉天，郭子仪向代宗提出坚守退敌，严阵以待。因回纥将士大多和郭子仪一起平定过安史之乱并肩战斗过，慑于郭的威望，敌军望郭而退。

765年八月，仆固怀恩又游说来30万蕃兵入侵大唐。

郭子仪1万多人被困泾阳时，恰巧仆固怀恩中途暴死。郭子仪趁势亲自游说回纥倒戈，吐蕃闻风而逃。唐军与回纥随后追杀，大获全胜。

后果与影响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虽被唐军平息，但对于唐政府来说，却是一场难以划上句号的惨胜。

安史之乱打破了盛唐时的统一、安定局面，导致皇权衰弱，战乱频起，中央力量遭到极大削弱。

安史集团盘踞的黄河流域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叛乱平息后的唐帝国，创伤累累，百业待举，人口流失、土地荒芜，天灾人祸与饥荒瘟疫，在广袤、萧条的城市乡村随处肆虐。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一场攸关国运的重要巨变，沉重打击了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的实力，使得唐王朝元气大伤，开始由曾经的统一、繁荣、强盛一步步走向衰弱。

藩镇割据

《新唐书•兵志》云：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在边境和一些重要地方设置节度使，掌管当地的军事大权，使得节度使势力逐渐扩大。有的节度使在其辖区内，扩充军队，委派官吏，征收赋税，不服从唐庭政令，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历史上称这种局面为“藩镇割据”。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为加大平叛力度，唐政府对内地掌兵的刺史赐予了不少的节度使的称号。

叛乱被平定后，残留、归降的安史旧部多为骄兵强将，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而昏懦的唐代宗为求得苟安，竟然采取剜肉补疮的对策，姑息安史旧部而“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

由此，大小不一的各类藩镇逐渐扩展到了全国，数量近50个。

这些藩镇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河朔割据型。

主要集中在河朔(河北、山西、山东一带)，大多是安史之乱后的旧部归降者，其代表是时称“河朔三镇”的魏博、成德、卢龙三镇。这些藩镇割据一方，拥兵自重，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节度使不由中央任命而由本镇拥立，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政府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赋税也不上贡朝廷，而由将士瓜分。

二、中原防遏型。

主要集中在中原一带，如淄青镇、淮西镇、沧景镇等。这些藩镇一般由战争期间临时设置军镇分合变化而来，赋税基本上是本地自供。平时常戍数十万重兵，是重兵驻扎之地。既是唐政府剿乱平叛的重要力量，也是乱兵频生的是非之地。也多仿效河朔军，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三、边疆御边型。

主要集中在广阔的西北、西南边疆，属于非割据性藩镇，大多依旧服从中央政府，并向中央缴纳赋税，为唐政府重兵驻扎之地，神策军势力控制地区，对巩固关中的军事地位起着重大作用。

四、东南财源型。

非割据性藩镇，主要在东南地区，最典型的有浙东、浙西、淮南、福建、江西等八道。虽辖区较小，画册设计兵力寡弱，但财富丰厚，是唐王朝的主要赋税之地。

这些藩镇虽然割据、专横的程度不尽相同，但各藩镇对辖内民众都实行残暴的统治却是一致的。

有的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悍将勇组成亲信“牙兵”。这些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们供给丰厚，待遇特殊，故此能得他们的死力效命。但这也使得牙兵们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让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而另立新主，形成“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极大地挫伤了唐王朝的中央威信，也严重影响到了唐政府的财政收入。

为此，唐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欲削弱诸藩镇的权力，和各藩镇的争斗时常发生。在唐德宗和唐宪宗时期，先后出现了“四镇之乱”和“淮西之乱”。

一、四镇之乱

唐德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针对当时全国藩镇林立，几近失控的情形，开始着手削藩，利用忠实的藩镇剿灭不法藩镇。

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欲继承父亲节度使之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

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反抗唐庭。

之后，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幽州卢龙镇节度使朱泚之弟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

782年十一月，四路节度使筑坛结盟，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纳自称齐王。

因其弟朱滔叛乱，朱泚被软禁在京城。

不久，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

783年十月，唐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李希烈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唐德宗仓皇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

泾原叛军拥立被软禁的朱泚，朱泚在长安自立大秦皇帝，随后围攻奉天。

783年十二月，李希烈攻陷汴州（今开封）。784年正月以汴州为大梁府，称楚帝。

唐德宗被朱泚困在奉天，邠宁、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驾，把朱泚打回长安。因奸相卢杞挑拨，唐德宗不让李怀光入朝觐见，李怀光一气之下反叛，唐德宗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

783年，奉诏回师讨伐朱泚的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李晟，被封为“神策行营节度使”，担当起匡扶唐朝的重任。

李晟对内严明治军、执政有法，对外能攻善战、秋毫无犯，堪称唐朝的股肱之臣。

李晟在腹背受敌的状态下，率领孤军以少胜多，直捣皇城，　于784年五月收复京师。

朱泚败出长安，六月被部将所杀。

七月，唐德宗回政长安后，将李晟官升司徒，并为其画像，放于凌烟阁，彰显他再造唐朝的功绩。

对藩镇的态度转为了姑息，赦免了叛藩，朱滔、王武俊等叛藩上表谢罪，双方达成妥协。

到此，这场叛乱才勉强平息。

只是，“四镇之乱”、“泾师之变”彻底结束了唐德宗削藩的梦想，唐朝国势由此倾颓，之后虽经二、三次转机，但终归都只是昙花一现。

二、淮西之乱

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

吴元济上位后，比其父更加的跋扈，时常向外攻掠，危害四方。唐宪宗在宰相武元衡和大臣裴度的支持下，发兵对其讨伐。

但由于统兵将帅拥兵自重，军令不一，加之淮西和河北同时用兵，战线过长，故战事拖延了三年，毫无进展。后来，宰相裴度又亲临北线督战，战事才出现转机

817年，唐宪宗任命宰相裴度负责统帅全军，名将李晟之子李愬为西线统帅后，被动的局面渐渐扭转过来。

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攻入蔡州城，活捉了吴元济，取得淮西之役的全面胜利，一举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政府发兵打败。

至此，大唐帝国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藩镇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藩镇割据使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严重受到影响。

为了整顿财政，增加政府收入，唐肃宗时负责财政的大臣刘晏和唐德宗时的杨炎先后实施了一些措施。

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

改革盐法、漕运。

平抑物价。

实行两税法。

上述措施使得唐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